1948年，有些日本学生问爱因斯坦，您觉得制造出原子弹的科学家在道义上应对原子弹造成的破坏负责吗？爱因斯坦回答说：不。但实际上，他的内心中长期为之不安。
物理学的进步使科学发现有可能用到技术和军事目的上去，这的确会产生巨大的危险。可是，与其说责任在那些对科学进步有贡献的人，还不如说是在那些使用这些新发现的人——政治家。
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人类发现自己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于是就对科学产生了盲目的信任。这一盲目信任使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科学自身是有缺陷的。比如农药化学只研究什么样的农药能最有效地杀死害虫，而没有注意这样的农药把益虫也杀死了，从而对整个生态环境产生了有害的效应。另外，自然科学知识为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竞争提供了知识基础，但竞争又反过来增强了人们追求科学知识片面应用的机制，如核军备竞赛。
今天的科学家应对某项即将诞生的科学发现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评估。如果一个科学家明明知道某项科学发现将会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存，那么他就不应该把这一发现公布于众，这是一个现代科学家必须考虑的因素。另一方面，科学研究及其运用都是在社会中进行的，因此政府应该对应用后果负主要责任。
（《科技日报》20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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